学校教育史研究若干问题之哲学思考

 


 


学校教育史研究若干问题之哲学思考


 


 


  【摘要】 学校教育的曲折发展、学校教育史与教育史共生、教育史与历史交汇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参照、历史和拓展意义,有利于学校教育的自我更新、政策定位和文化转型。然学校教育史研究却遭逢冷遇尴尬,步入等同误区,陷进封闭迷局。当前学校教育史研究必须确立开放式观念,运用立体式策略,采取落地式方法,以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工作者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为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 学校教育史;研究取向;现实辩解;方法注解;哲学思考


 


一、取向:学校教育史研究的价值意蕴


1.学校教育曲折发展现象、参照意义和自我更新之取向


如同所有事物都是其内涵与外延的有机融合一样,学校教育史自身也不例外。关涉学校教育史的研究,必然触及学校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学校教育专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毫无疑问,学校教育是“大教育”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史维度的人类教育不外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较之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出现得滞后一些。追溯历史发展的源与流,原始社会大多由长者或能者通过实际活动言传身教,充其量只能算作社会教育或家庭教育。史料证明,学校教育的最初萌芽产生于远古时期,如果说当时那种被称为“成均”的以传授和学习为主的机构也可算作“学校”的话,那么这就可谓是我国最早的学校了。随着文化的进步,学校教育也日趋完善。到“夏商周”时代,以教为主的正式学校相继出现,夏称为“校”。商称为“庠”,周称为“序”。学校教育的层次与功能也逐渐分化,比如周代的“序”,就有“东序”“西序”之分,“东序”层次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教育对象圈定贵族子弟,堪比时下的“贵族学校”;而“西序”层次则相当于小学,更多地接纳一般子民就学。


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的学校教育开始“官学”与“私学”双轨并行。“学在官府”之说始于西周,但正式的官学教育则创于汉朝。有汉以来,官学的学校教育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最高学府。代表是汉代的太学和隋代的国子监。汉代太学的鼎盛时期一度有太学生3万余人,堪称当时世界大学之最。而隋代设立的国子监,开始“兼任”全国专门学校教育管理机构之职,这种“兼职”现象甚至延续到清代。二是专科学校。这里的“专科”并非指学制,而是指教育内容,突出的例子如早期的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再如后来南朝的史、学、玄学,以及唐宋明时期的书、算、律、医、画、武等诸类学校,顾名思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兴办的专门学校。三是富贵学校。如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诸王宫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等等,其入学子弟非富即贵,“富贵学校”名符其实。四是短训学校。暂时开设的“短训班”式的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训学校。五是地方官学。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学一直随着政局的治乱而兴废,唐朝可谓中央官学的顶峰时期,南宋以后官学就直线下滑,沦落为科举制的附庸,走向末路。到得清末,伴随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古代官学也走完它的历史运程,完全被现代学校教育所取代。


私学是相对官学而言的一种学校教育形式,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教育格局发生变化,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由“学在官府”演变为“学在四夷”。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一些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每每多达千人之上,大大超越了现当代教育中博导、硕导们带研究生的规模。汉代私学分“蒙学”和“精舍”两种。前者属启蒙教育;后者属精英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势微,而教育却似“拔刀断水”,私学遂一派繁荣。唐代以后,私学教育进一步两端分化,一端是书院的产生和蓬勃发展,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另一端是以私人兴办的学塾、村学和蒙学为主体的蒙学教育遍地开花。当然,到清末均被融入现代学校教育。


  仅作如上之简略勾勒,学校教育的历史轨迹就给了我们诸多提示:“两序”(“东序”、“西序”)时期为什么会快速凋零?“两轨”(官学、私学)时期为什么此长彼消?“两端”(书院、蒙学)时期为什么殊途同归?这里头除了有一长串的教育命题值得发掘,除了有一大堆的研讨结果值得今日之教育参照,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给力于今日学校教育自我更新的启迪。现代教育实践表明,国际上教育理论界存在一种趋势,那就是探求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真谛。在学校教育史研究中,这种取向应当通过学校教育的历史寻觅和选择以加速发展之“线索”。当前我国教育改革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校教育的自我变革与质量提升。这一取向就具体体现为学校教育目标系统的更新、学校教育基本状态的更新、学校教育管理的更新等。在长达几千年的学校教育历史中,“线索”应当是很多的,比如在学校教育的独特性——职能的专门性、组织的严密性、作用的全面性、内容的系统性、手段的有效性、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有些什么“线索”,在学校教育的目的亦即学习的四大支柱——使学习者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和学会生存等方面有些什么“线索”等等,这些一抓一大把的“线索”,既是学校教育自我更新的价值取向,也是学校教育研究史的学术取向。


2.学校教育史与教育史的共生现象、历史意义和政策定位之取向


从上述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学校教育史与教育史不是一个层面的类项,两者之间是纲与目之关系,教育史是“纲”,学校教育史是其下属之目,是作为“纲”的教育史领域的一方重要版土。进一步说,教育史的内容并不仅止于学校教育这一项,除还包括其他形式的教育,比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更含纳教育理论、教育现象、教育制度、教育机构等多种类项。显而易见,教育史不能等同于学校教育史,二者各有自己不同的统辖范围与发展经历。但二者之间这种共生现象,赋予了学校教育特有的历史意义。这种共生现象至少说明:学校教育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有着独特的份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的进退行止。因此,学校教育史研究也就具有了另一种学术取向的选择:教育政策的定位。


教育政策是教育大船前行的航标与舵把。学校教育政策则是学校发展的指针与保障,而教育问题的提出是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学校教育政策体系涵盖学校教育的各种类型和层次,对学校教育活动既作整体把握,又有具体掌控,以实现学校教育深层改革的有效运转。如何恰当地利用教育史与学校教育史的这种共生现象,在充分发挥大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共性优势的同时,充分突出学校教育的特性优势,进而创建生态平衡的教育政策环境,构建与时俱进的教育政策体系,为学校教育提供制度保障。这正是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另一学术取向。


3.教育史与历史的交叉现象、拓展意义和文化转型之取向


学校教育史处于教育史与历史学科的交叉地带,横跨两个学科门类,具有两个学科的鲜明特性。但学校教育史并不是教育史与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学科的汇聚。如何融通教育与历史,兼采两类学科之长,拓展学校教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学校教育史研究应该认真思考的又一学术取向。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学校教育史研究的特点在于注重研究学校教育自身及与其他教育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学校教育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因此,历史和学校教育史交叉现象的特殊意义,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对学校教育史的研究,明显地有利于当前的学校教育,为学校教育深化改革决策、敲定发展趋势、突出改革重点,提供拓展性服务。诸如:原始社会言传身教的教育对其后出现的学校教育有什么关联,学校教育与其他形式的教育之间有何互动,“两序”、“两轨”及“两端”阶段各有哪些特殊的教育规律与外在影响,私立学校发展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两端”教育为什么会殊途同归,等等。历史与学校教育史的交叉现象将使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不同一般的答卷。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学校教育实现整体性深层次的文化转型。教育改革实践证明,一方面,现有学校教育亟需进行符合社会发展的深层蝶变;另一方面,学校教育现有的价值取向与时代转型间出现严重脱节,迫切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学校教育史的的理论研究,以立体的、深层的、前卫的眼光进行深化改革的审视与思考,以切实可行的方式促进学校教育的文化转型,使学校教育从文化观念、文化方式、文化制度的多个层面增强文化张力,加快由传统的单一文化和强制文化转向多元文化、融合文化、整体文化和民主文化的进程。这是时代转型的需要,也是学校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取向。


二、困惑:学校教育史研究的现实辨解


 1.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冷遇尴尬


  尽管意义与取向如此之多,但学校教育史研究仍不曾“火”起来。相反,在众多“史”的研究领域捷报频传,特别是在大学史、教育实验史等都有了丰硕成果时,学校教育史研究仍遭冷遇,少人“惠顾”。点开“百度”“好搜”,疑似所有网页都对此进行了“封杀”,关于学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如凤毛麟角,学校教育史研究的践行成果同样踪迹难觅。极个别例外也是口子狭窄,如《广州中医药大学》上登载的《广东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研究》一文,就仅指“中医学校”且囿于“近代”。当学校教育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热门活动时,学校教育史研究却如此“凄凄冷冷戚戚”,这样的尴尬不免让人困惑。


  2.学校教育史研究的等同误区


  不必讳言,相比其他教育形态,学校教育确具有其“独家”优势与特点,这些优势与特点促成了学校教育的“过人之处”,使它在各种教育形态“排名”中占据前列。因而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几乎成了“教育”的“代名词”,“学校教育”与“教育”步入了等同的误区,界线不清,面目不明。而在教育史研究舞台上,“学校教育史研究”也就成了独领风骚的当红“主角”。这样的误区使得学校教育史研究往往变成了教育史研究,于是,学校教育史往往重心偏移: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研究投入得多,对学校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投入得少。结果往往张冠李戴,李代桃僵,教育史被当成了学校教育史,学校教育史则被弄成了教育史。这样的误区既混淆了两者的形象,更扭曲了两者的内容,直接影响了对学校教育的认识,妨害了学校教育史的研究。


 3.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封闭迷局


更有甚者,如此稀缺的学校教育史研究活动,偏偏还陷入封闭的迷局,局限于单纯就学校研究学校的境地,似乎学校是一方世外桃源,所有学校的教育事实,诸如教育政策、体制变迁、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环境、教育资源、教师队伍、教学活动、测评体系、教育质量、师生生活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与世隔绝的封闭行为,既不受外界影响,也不向外界幅射,既没有产生背景,也没有发展基础,对它们的研究也就局限在这样的“悬浮”状态之中。当我们对此进行冷静分析时,或许觉得这样的情况未免太过荒谬,但当前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就有这样的“任性”。


三、方法:学校教育史研究技术注释


1.开放式——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宏观把握


学校教育史研究必须确立大教育观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专家学者已经或正在认识到:学校教育不是一个封闭的孤岛,学校教育史不是单线的延伸。首先,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最早的“学在官府”及之后“独尊儒家”的学校教育,就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社会赋予学校以教育任务,学校则从社会汲取教育内容。比如在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学校教育,各个科目都贯串着神学精神,而自然科学教育更是直接从社会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社会赋予的这些教育“任务”又引起学校教育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相应变化,推动学校教育自身发展。其次,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可谓一衣带水,其间互动互补之处不胜枚举,甚至学校教育的许多“招式”都是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那里克隆而来。就凭这些,若在学校教育史研究中采取单纯就学校研究学校的错误作法,可以说是于情不合,于理不通。故学校教育史研究一定要走出封闭迷局,采用开放式的研究方法。


一是研究范围要开放。学校教育史研究要推倒“围墙”(封闭式),走出学校,举凡社会环境、人类发展、上层建筑、科学技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等,都应进入学校教育研究史的视野,纳入学校教育史研究的版土。那原因很简单:它们本来就与学校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离开这些范围,学校教育研究史笃定是一页残缺的记录。


二是研究内容要开放。学校教育研究史的研究内容要拓宽再拓宽,掘深再掘深。研究者的双眼不能仅仅只是盯着学校教育的表面现象。凡关涉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学校教育的公平性、学校教育的深入性、学校教育的人文性、学校教育的实用性等方面的教育内容,都要注意前瞻后顾,外延内伸。比如,如何处理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拓进学校教育的教育功能和教育责任,如何厘定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等等。开放型研究的规律将证明,研究内容放得越开,研究结论的覆盖面就越广,掘进度就越深,也就越具有代表意义。


三是研究目标要开放。任何“史”的研究目标,除了还原史实,更重要的是以古鉴今。在当前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时期,学校教育史研究目标的聚光灯就要罩定从历史到现实的有效区域。这个区域也是越开放就越广阔的。如仅从教育制度改革方面观照,就包括学校教育行政制度的变革、学校教育制度的改进、学校教育顶层设计制度的优化、学校管理体制的演进、学校教育财政制度的改善、学校教育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等诸多方面。可以说,目标开放的学校教育史研究将是一塘源源不断的活水,取之不绝,常取常新。


2.立体式——学校教育史研究的策略盘点


    如前所述,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学校教育史实际上是一个学校教育不断适应社会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变革的过程,其涉及范围是多层面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位的。因此,学校教育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平面的、单向的方式进行,而是要采取立体式研究策略,通过纵向的多维梳理和横向的多元拓展,让学校教育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纵向的多维梳理主要是从学校教育自身产生、发展、创新、变革的不同维度,厘清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剖析学校教育变革的本质特点,发掘学校教育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横向的多元拓展主要是研究三种状况:一是各种外部因素对学校教育发展的影响状况,二是学校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对外部产生的各种幅射状况,三是学校教育与外部因素互动与互补、继承与创新、适应与参与等方面的变化状况。当然,立体式研究方式中,纵横交错,既有纵向的多维梳理,又有横向的多元拓展,其间必须实现有机结合,互促互补,方能对学校教育史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3.落地式——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实操举要


学校教育史研究是一门复杂的且扎实的学问,粗糙与空泛乃其最大祸根。提供切实有效的研究是得以获得研究效益的关键,具体研究活动一定要采用“落地式”的研究方法。“落地式”研究方法必须注意:(1)研究内容接地气。学校教育史的研究内容一不能空,二不能虚,三不能悬,一定要接地气,接学校教育历史事实的地气,接以古鉴今的地气。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这么几个板块:一是关于学校发展史方面的研究,二是关于学校教育史方面的研究,三是关于学校教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四是关于学校教育管理史方面的研究,五是关于学校教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六是关于学校教育生活史方面的研究,七是关于学校教育环境史方面的研究。(2 研究方法要地道。既然是“史”,那么,学校教育史研究要遵照“史”的研究规则,运用地道的“史”的研究方法。诸如:文献研究法——学校教育史研究应遵循传统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为主、以其他资料相辅,务求真实地、详尽地获取相关的史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采访调研法——熟谙学校教育史的专家、学者,是学校教育史研究的活资料,要认真计划与组织对他们的采访调研,从而发现新资料,印证旧资料,使研究资料充实而准确;比较分析法——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校教育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当时的其它各类教育共生互存,因此必须比较分析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影响,从而核实史料,发现规律,得到启示。(3)研究活动有地位。学校教育史研究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学术命题,一定要保证其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应有地位,要有专门机构,专业人员,专项经费,有计划地进行专题研究,以保证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健康运转。


 


可以断言,学校教育史是教育史的重要内容,学校教育史研究是以古鉴今的富含现实意义的学术命题。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历史视野与深层启悟,必将为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提供大有裨益的参照。


 


参考文献


[1] 约翰·古德莱得.一个被称作学校的地方[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 杨孔炽.关于教育史研究的价值问题[N].上海:光明日报,2005


[5] 邓小泉.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历史变迁[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6] 林柱育.教育史上学校起源问题的商榷[J].北京:学术研究,199003).


[7] 刘京京申国昌.学校教育生活史:教育历史的形象再现——微观史学给予的启示[J].北京:教育学术月刊,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