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思想者——李泽厚(转帖)

 


寂寞的思想者——李泽厚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几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李泽厚 寂寞思想者


  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启蒙精神和乐观精神有关,尽管这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香港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不能讲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 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奇怪的考题,豪爽的老师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这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考不上又不会杀你。”


  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学者。那时候著名学者就没几个,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创见最多的。中国80年代的学术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李泽厚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两者是同构的。”


  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


  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


  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了。”


  《告别革命》不是要讨好谁


  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无记名投票,选举3位当代杰出哲学家,李泽厚当选。当时已经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得知消息后很高兴,但他没在任何报刊上看到报道。于是他请香港《文汇报》的记者帮忙,登了一则通讯。


  1989年,刘再复去了美国。3年之后,李泽厚也去了美国。如今两人都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那里空气阳光好,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养老很不错。”


  两家之间的路程,步行只需要10分钟。两人经常一起散步,每个星期还一起去游一次泳,许多问题就在这样的时候讨论出来了。“你一定要给李泽厚提问题,特别是不同意见,那他的话就来了。如果你不提问题,他的话很少。”刘再复说。


  1995年,两人的谈话录整理成了《告别革命》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引发了广泛争议。李泽厚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文革”中期之后开始“告别革命”。“我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话‘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哲学产生了怀疑。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但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


  在香港,刘再复跟我谈起《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非常温和的一本书,我们主张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历史。世界上有3种哲学:一种是斗争哲学,你死我活;另一种是和谐哲学,你活我也活;第3种是死亡哲学,你死我也死。‘告别革命’的意思是告别斗争哲学和死亡哲学,我们选择和谐哲学。


  “一个吃掉另一个是单向思维,双向思维是对话,而且要平等对话、协商。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协商解决,要有这信念。经济上的完全平等是个乌托邦,差别永远存在,是用暴力还是协商解决?我们认为要用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这样是不是好可以讨论,但不要一下子就给我们扣一顶帽子。我们只是希望人类社会能够和平,越来越美好。


  “《告别革命》里有一个主题:历史的发展是悲剧性的,是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讲发展,改革开放把潘多拉魔盒打开,欲望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对的,但欲望向前发展会有代价,我们的伦理受到破坏,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一定时期把历史主义放在优先的地位,同时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完全没损失是不可能的,历史是悲剧性前进的。我们就是讲这么一些道理,有人说我们这是两边不讨好。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我们不是要讨好谁。”


  “除了《告别革命》,我们还有一本《返回古典》,一直没时间整理。李泽厚年纪较大,不能让他整理吧。”刘再复笑着说。


  刘再复给我讲了好些李泽厚的轶事。其中一次他和李泽厚、吴忠超(霍金学生,《时间简史》译者)开车去山里玩。去的时候李泽厚把车开得飞快,刘再复调侃:“泽厚兄的海德格尔激情上来了,不怕死!”游玩之后下山,山路险峻,都是悬崖,李泽厚开车的速度降到了5迈,结果造成了堵车,山下的警察警告了他们。


  刘再复评价此事:在生命的情感层面上,本是需要海德格尔激情的,而一旦激情上升到悬崖边上,则需要一点波普尔了。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赵士林反复强调的是:李泽厚是在难以出现思想家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家。另外,李泽厚没有过时。41岁的经理人邓德隆一定支持这样的观点。


  1987年,邓德隆18岁,在湖南攸县读师范学校。此时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但身处小县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现在想来是很大的损失”。


  他有位校友是李泽厚迷。“他抄李泽厚的书,《美的历程》都能背了。他一直给我推荐,我没在意,我以前不是喜欢读书的人。”校友就强送了两本李泽厚的书给他,一本《论语今读》一本《世纪新梦》。有一次他坐火车,打开翻读,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李泽厚的书。这是2002年的事。


  邓德隆把这些理论用到生意场上。2005年,他给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让他意外的是李泽厚很快给他打了电话。“我的书对他做生意做人有帮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最熟悉我的著作的人,有些内容记得比我还清楚。”有这样的读者,李泽厚非常高兴。


  此后李泽厚每次回国,邓德隆都要找机会跟他见面。“我们会吃一顿冗长的午餐,从10点半吃到下午两三点,聊天聊地,晒着斜阳。其实这是生命最大的享受,这就是生命的情本体,最值得珍惜。”


  邓德隆现在又推荐别人看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这本书在2009年12月出版。刘再复在书中称李泽厚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李泽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惟一建立美学体系的哲学家。我认为对李泽厚这一套哲学体系,我们国内还没有充分认识。”


  刘再复用这句话概括李泽厚的学术精神:走自己的路。


  在自己的路上,李泽厚构建了一整套话语谱系:“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积淀”、“主体性实践”、“度作为第一范畴”、“情本体”、“新感性”、“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统令人不得不惊叹于他原创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被认为过时了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启蒙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的乐观精神有关系,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


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


  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对话李泽厚


  本刊记者  卫毅 施雨华  发自北京


  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


  人物周刊:以思想界的标准,您可以说是少年得志,20多岁时,就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成为一派代表。到80年代时,很多人认为您是影响思想界第一人,不管他们支持您还是反对您。


  李泽厚:其实在80年代我并没感觉到自己多有影响,后来知道了,就有点后悔,我应该多去大学里走走。(笑)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没有感觉我是第一。我的书骂的人也非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骂我,搞民运的也骂我。我说,让时间来检验吧。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看80年代的美学热,是否觉得不可思议?


  李泽厚:是啊,古今中外美学都没这么热过,所有的学校,包括医科大学、理工大学都开美学课,甚至还有工厂请我去讲美学,我拒绝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也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美学影响到生活态度和生活规则,有人开玩笑说以前政治挂帅,当时是美学挂帅。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股奇怪的美学热?


  李泽厚:从哲学上来说,美学是很重要的,我说过美学是第一哲学。西方美学很多讲的是艺术,中国美学概念比西方广泛得多,包括人生、政治的选择。当时美学是权威体制下的解放力量,因为政治禁忌,别的很多东西不能谈,美学相对自由,成为一个突破口,引领了时代潮流。到现在,美学越来越物质化了,成了商业化的装饰品。


  人物周刊:您主张“美育代宗教”,以美学安抚中国人的心灵。现在美学逐渐边缘化了,还怎么发挥作用?


  李泽厚:中国人缺少信仰。蔡元培、王国维提出“美育代宗教”在上世纪20年代,过去快有100年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代生活中偶然性增大,人会感觉到命运没法掌握,人生意义没法知道。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之后怎么办呢?为什么活这个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


  什么都不信仰的人是危险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事都干得出来。知识分子完全信宗教的不会太多,因为宗教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我提倡信仰“天地国亲师”,结合传统,再加以现代解释。它不会像基督教、佛教那么快发展,因为我提倡的信仰不会有那种组织的力量。我反对有的人搞儒教把孔子变成神,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上帝、佛祖都是人格神。我是爱因斯坦那种信仰,就是相信宇宙本身。这和儒家讲的“天地”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美学对政治也有影响,怎么理解?


  李泽厚:西方政治最高理想是正义,讲的是理性裁决。中国文化强调情感和理性统一,合情合理、通情达理,政治上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提出“情本体”?就是认为中国光讲理性不行。中国人劝架不是搞清谁有理,而是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举过《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打赢官司伤了人情,并不是最好的结果。


  “情本体”是未来的事情。目前中国连“理”都没树起来,什么都讲关系、讲人情、走后门。需要先建立公共理性规范,把“理”建立起来,才能接上传统讲“情”。所以我不站在搞国学的那些人一边,和国学相关的活动,我统统不参加。他们搞的那些恰恰在阻挠普世价值的建立。


  人物周刊:刘再复先生说你们有本整理中的书叫《返回古典》,请谈谈你们的“返回古典”。


  李泽厚:返回古典要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10年前我就讲过,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我们首先要接受和采纳普世价值,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东西。


  工资太低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人物周刊:对于儒家的认识,您认为梁漱溟跟您是最接近的,您还跟他合过影。


  李泽厚:对。梁漱溟当时还是反面形象。1982年,夏威夷的一次会议,邀请了梁漱溟、冯友兰。冯友兰去了,梁漱溟没有去,不让他去,其实他很想去的。跟他合影是犯忌的,1985年那次我带头跟他合影别人才跟着去。1989年后,有认识的人在院里看见我躲得远远的。政治气氛的厉害,你们这一代很难理解得了。


  人物周刊:别人躲着您,您是什么感受?


  李泽厚:躲就躲,我不记怪你。


  人物周刊:在政治运动压力下,您有没有批评自己的朋友?


  李泽厚:很少。我的朋友很少。在运动中能逃避就逃避,能少发言就尽量少发言。我自己检讨写了不少,写过违心的东西,但很少批判别人。


  人物周刊:没写过批判别人的文章吗?


  李泽厚:1964年批周谷城时,我写过文章,还写过一篇批电影《北国江南》的,是《人民日报》约的稿,都发表了。那时感觉一场灾难要来了,我估计要搞第二次“反右”,知识界非常恐慌。当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有点名气了,所以得赶快出来自救,就写了文章,以为这样政治上就平稳了,其实太幼稚了。1966年5月《红旗》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我的,吓得要命,马上写了一篇文章辩驳,但没有发表。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躲过“反右”的?


  李泽厚: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在北京,到敦煌考察壁画去了,所以有人说我是漏网“右派”。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哲学所内的“右派”比例太高了,超过了15%。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躲过的?有没有做让自己内疚的事情?


  李泽厚:基本没有,“文革”中我是逍遥派,两派都没参加。我不是党员,连团员都不是。我一辈子没有对什么东西宣过誓。政治要跟人打交道,我就不爱跟人打交道。1966年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名字打了叉。无论在哪所大学我都会最早被揪出来,但在学部(社科院),大人物多得很。有人说李泽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应该算一个啊。一查工资太低,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人物周刊:您很害怕被批判?


  李泽厚:人都有本能,其中一种就是怕。那场风波之后抓人,我倒不怕抓,我怕被抓了以后挨打。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大常委会。我在会场上被点了名。我想这下是不是要扣起来了?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最后一个走?


  李泽厚:我以为要被抓起来了,坐在那里等着,结果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出来了。


  人物周刊:好像历次运动您都能幸运逃脱?


  李泽厚:“反右”时说我是“漏网右派”,“文革”时我应该被批但没被批。我政治上比较谨慎,注意掌握度,掌握度人才能生存。


  人物周刊:在80年代您差点成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泽厚:他们确实想提拔我当副院长,或明或暗说了多次,我因此遭到很强烈的反对。我对这件事兴趣不大。这不是故作清高。当官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有汽车,对我不是很重要;第二是有秘书,我不需要;第三是房子大一点,但我后来住的房子和副院长一般大,对门就是常务副院长。而且当官有个坏处,要开各种各样无聊的会。用3个没必要的好处换这个坏处划不来。我这个人一辈子最讨厌开会,现在也是,包括学术会议,觉得无聊。


  人物周刊:当时在所里什么职务?


  李泽厚:胡乔木、邓力群当院长时从助理研究员提了研究员,那是越级提拔了。我1955年进的哲学所,到1986年才分给我宿舍。我当了我爱人20多年的家属(住在爱人单位宿舍)。宿舍是胡乔木当院长时分给我的,不是所里给我的,所里对我一直是压制的。我最红的时候,1979到1989年,《哲学研究》(哲学所刊物)每年12期,加起来120期吧,一共只发表过我两篇文章,有案可查。他们不向我约稿,我知道我交稿子他们也不会用,但别的刊物会用。


  写了入党申请书,又要了回来


  人物周刊:前面您说您连团员都不是,但80年代您交过入党申请书。


  李泽厚:不是说要提拔我嘛,提拔的话首先要入党。胡乔木、邓力群都要我入党,我不好说我不入。但我知道绝不会通过,因为哲学所对我有意见,我挨过整的,一些领导担心我被提拔了他们的官位保不住。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又要了回来。他们再要我入党我就不入了。


  人物周刊:所以有人批评您圆滑。


  李泽厚:我这人恰恰不圆滑。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就是因为我太不圆滑了。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没什么人缘,每次回国周围人都不知道,在美国也是这样。我在香港一年,离开后没跟任何人打电话联系过,当然,别人打电话我是接的。有人认为我很傲慢,其实我是没事就不联系。学生不来看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也很少去看别人,包括长辈。我给宗白华的书写序,之前之后都没有去看他。我从小受冰心影响,住皂君庙的时候,离她住所很近,也没去看过她。


  人物周刊:但任继愈先生您去看过。


  李泽厚:次数极少。现在感到愧疚的是,本来2008年是要去看他的,由于身体问题提前回美国了,没有来得及去,现在变成遗憾了。


  人物周刊:您在台湾时,有人问您要不要去见牟宗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您也没去。


  李泽厚:我对拜访名人没兴趣,不爱跟人打交道,不管什么人。


  人物周刊:在台湾只拜访过证严法师?


  李泽厚:那也不是我主动要去,是一个叫高信疆的朋友——现在过世了,带我游台湾一周,其中的一站是花莲,证严法师在那里,他们关系很好,就带我去了。证严法师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人,值得去看。


  人物周刊:和她有些什么交流?


  李泽厚:她说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里好,医院里是陌生人,家里是亲人。佛家讲的是脱离尘世,为什么想要死在家里呢?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并没有问,但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连那么一个高僧都有这种想法,儒家的东西无声无息渗透到了佛教里面。


  人物周刊:据说,这次回国您遇到了“文革”中非常有名的人?


  李泽厚:碰到了戚本禹、阎长贵,我以前不认识。阎长贵当过江青秘书,戚本禹见过毛泽东多次。阎长贵送我的书的材料很重要,订正了很多错误流言。这本书在国内公开发行,叫《问史》,写江青。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结束“文革”,我根据材料判断是武汉“7·20”事件之后,问戚本禹,他是当事人,证明是对的,很高兴。我特别想了解毛泽东跟刘少奇、林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想半辈子糊里糊涂地被打发掉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没做些这类历史研究?


  李泽厚:很大一个原因是历史不可信,很多材料都是靠不住的。有的人考证半天,根据材料得出一个结论,但那些材料本身不可信。发现历史真相非常困难,你能得到60%就了不得了,很多10%都没有。很多关于我自己的好的、坏的讲法,都没那回事。自己的事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历史了。人活着,材料就这样不可信,更不要说死后了。


政治民主不是非得马上实现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


  李泽厚:这3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乡镇企业、宏观调控、政府出面招商引资,这是外国没搞过的,政府功不可没。但要看到,因为政府干预,民营企业被压制。中小企业发展好了,中国的经济成就才能巩固。


  人物周刊:您曾提出中国现代化“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您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


  李泽厚:政治民主应该搞,但我觉得不是非得马上搞。我始终首先强调经济发展,而且要“社会正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搞“政治民主”。可以先实现党内民主,建立舆论监督机制。不能一下铺开,那就限定几家报纸、刊物可以自由地讨论,至少学术界可以讨论,然后逐步放开舆论。我们可以慢慢走出一条通往民主的中国道路来。


  人物周刊:伯恩斯坦“主张渐进改良,告别暴力革命”的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李泽厚:我认为伯恩斯坦是对的,但他没有我讲得清楚。恩格斯晚年表述过放弃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我在1952年就读到了。伯恩斯坦说这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马克思当年说过类似的话。修正主义是对的,我们反修是错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所谓的“中国模式”?


  李泽厚: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现在“中国模式”远远没有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还没实现,很多地方其实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比如大学官本位太厉害,这是不对的。就连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学家出来官员都是往后退的。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什么“长”字头衔,现在很多学者向“长”看齐。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给中国指出了一条道路,但顾准和王元化指出了更好的道路。


  李泽厚: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道路。王元化的书我是看的,他对我也不错,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顾准是很不错的,他和陈寅恪的人格很了不起。不过陈的专业是中古史,真正看的人少;顾研究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并无独创。他们影响别人的主要还是人格,这是中国的道德主义传统。陈寅恪在他那代学人中是惟一一个没投降的,而且比较清醒。顾准下放时和我们在一起,人很理性很直爽。他是不幸的,连家人都不认同他,跟他划清了界限。


  人物周刊:有人提出一个说法:中国从1949年到2009年,前30年的关键词是“政治”,后30年是“经济”,今后30年可能是“信仰”。您认为今后30年,中国人最需要解决的是不是信仰问题或价值观问题?


  李泽厚:信仰问题是不可能统一解决的。不用等30年,现在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是人为什么活的问题。人首先要活着,才有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活着都成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赚钱。物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大家就会追问活着是为什么。明白怎么活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物周刊:现在的人都强调“个性”,所谓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特别是年轻人极度张扬自我,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


  李泽厚:我始终认为严复翻译穆勒《论自由》时用的“群己权界”这个词是很好的。个人领域不能干涉,妨碍到群体就不行,重要的是权利范围的界定。


  人物周刊:所以您主张把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分开来?


  李泽厚:要把这两种道德分开。宗教性道德说的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你要做圣人可以,不能强迫每个人做圣人。但一个社会有必需的公共道德。过马路看红绿灯,这是社会性道德,首先要尊重公共秩序。


  脑科学能解决神秘经验问题


  人物周刊: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您最看重哪个家?


  李泽厚:思想者,英文里是thinker。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说哲学已经专业化,他愿意做思想者。美学家是不成立的,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美学家。国内喜欢拿海德格尔和老子比,我不赞成。我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叫做士兵哲学,他是向着死亡制造了一个深渊。二战之后打扫战场,发现一些德国士兵带着海德格尔的著作。说了半天我要说句狂妄的话:我就是要以儒家的东西解决海德格尔问题,至少我的目的是这样的。儒家讲情,主张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生命感。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您会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吗?


  李泽厚:我不很了解,但非常关心。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关心脑科学。我认为21到22世纪,科学的进展将集中于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必须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我最近的封笔文章是讲宗教的。宗教最根本的是神秘经验,修炼到了一定程度,感觉自己到上帝那里去了。


  人物周刊:您有过这种经验吗?


  李泽厚:我没有,但我相信有,因为有很多记载。我认为将来脑科学可以解决神秘经验问题,因此也就不再神秘了。这对所有宗教都会是一个大打击。上帝就在你脑子里。我现在相信脑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人物周刊:80岁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够丰富吗?


  李泽厚:不丰富,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但在这一代人中,我争取了最多的自由时间。我有两大“满意”,这是一个。另一个是,60岁到国外去,又打了一个天下,62岁学车,还用英文上课。我的英文不好,这很不容易,我居然克服了。我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不依赖任何人,这也很满意。


  人物周刊:你们这代人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李泽厚:我们是驯服的一代,诚实有余,聪明不足。我们这代有很多人为了向党交心被打成“右派”。


  人物周刊: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泽厚: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但我自我感觉不好,挫折感比较强,小事我都会有失败感,从没对自己满意过。


  人物周刊:哪些时刻是脆弱的?


  李泽厚:现在怕出去,难道不脆弱(当时是冬天,天冷,待在屋里)?再强大的个体也是渺小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


  人物周刊:您的学说倡导乐感,为什么自己的心境那么苦?


  李泽厚:不是苦,是自我感觉不好。A型血的人比较容易跟自己较劲,我是比较典型的A型血。我太太也是A型,但个性很不一样。所以我想研究血型,应该还可以分出许多亚型。


  人物周刊:您有感觉孤独的时候吗?


  李泽厚:我这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是少数。遇到困难的事,比如说遭到批判了,我是不跟太太说的。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原则。


  人物周刊:孤独是不是也成就了您?


  李泽厚:要看是什么样的孤独,孤独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客观上的孤独,有的是内心的孤独。在毛时代我经常被批评的3点是:不暴露思想、不靠拢组织、不接近群众。当时都是大问题。我是地下思考、边缘写作。我静悄悄地写,也有一批静悄悄的读者。我的书一直卖得不错,包括一些难懂的书,写康德的那本书也有盗版的。朋友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他就找了盗版书给我看。


  在美国没有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90年代初,为什么去了美国?


  李泽厚:那场风波后,国外有很多邀请,中国政府说只要没刑事问题就可以出去。所以我并不是跑出去的,是拿着外交部护照大摇大摆出去的。


  人物周刊:去美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


  李泽厚: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现在也不后悔。


  人物周刊:那样的年纪去美国对您是很大的挑战吧?


  李泽厚:很大的挑战。我可以留在国内,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也许像王蒙那样,还会被捧为大师。我不羡慕。商人好利,学人好名。我也承认我20多岁时特别好名,不是说现在完全不好,但是已经不怎么好了。我愿意干的事情我自己满意就行,管别人认不认识我呢。演员主要靠表演,做学问主要靠经得起时间考验。


  人物周刊:在美国的大学里主要讲什么?


  李泽厚:讲思想史和美学。美国没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从独领风骚到默默无闻,没有失落感吗?


  李泽厚:我不在乎,我始终就是个普通百姓。


  人物周刊:但因为您的关系,您的家人也要去美国。怎么看个人对家庭的责任?


  李泽厚:我一直主张有家庭,家庭的感情不是其他感情能代替的。但不是说人这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有性关系。我觉得可以开放些,男女都一样,可以有妻子和丈夫,也可以有情人。发现对方有情人就分手,我认为是很愚蠢的。从性心理学上来讲,都希望独占对方而自己有情人,女的也这样,男性更强一些。


  人物周刊:您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李泽厚:我是这样做的。我还说过老婆必须漂亮,情人不一定。老婆是天天要面对的现实,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她漂亮一点你的气可能就少一点。情人没关系,生气就分开了,在某一点上谈得来就不错了,补老婆的不足。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但我不要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认为。这是个人自由、个人选择。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情况不一样,自己决定,不要用一般的观念来捆住。这点大多数人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通好了,也是种选择。


  人物周刊:这些您太太都知道吗?


  李泽厚:都知道。


  人物周刊:她知道了也没有问题?


  李泽厚:有问题我们不就离婚了嘛。我爱人喜欢哪个男人也可以啊,结婚时我就跟她讲过。


  人物周刊:儿子怎么看您的成就?


  李泽厚:他大概并不清楚我有什么成就,他没看过我的书,我也并不要求他看,包括我的学生我都不要求,太太也如此,我的很多书他们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版税她也不管吗?


  李泽厚:我太太只管花钱,她不管来源。哈哈,我值得骄傲的一点是我太太一生没有为钱烦恼过。


  人物周刊:您没有想过让孩子继承您的事业?


  李泽厚:从来没有,在他出生之前就决定不让他搞文科了:第一,文科比理科难。文科写两篇文章是很容易,但真正要做出成绩来是很难的。理工科只要你够认真,不管怎样都能做出点成绩;第二,当时是毛泽东时代,搞文科很危险,搞不好就打成反革命了,从安全考虑也不让他搞文科。我很注意培养他的数学,我认为数学是理工科基础。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抱孙子这个问题?


  李泽厚: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我准备将来把脑袋冷冻起来


  人物周刊:您打算怎么过80岁生日?


  李泽厚:一家3口在家吃顿饭就行了。很多人要给我做生日,我拒绝了。我说40、50、60都可以做,过了70就不要做了。有人说祝我活到90岁,我不爱听,没意义。刘再复原来想给我出本书纪念。我说,一是我不参与,二是你做不成。


  人物周刊:没考虑过写自传?     


  李泽厚:很多人劝我写,余英时、何兆武都劝过,我不愿意。


  人物周刊:这个时候还不想说?


  李泽厚:这个时候不说就一辈子不说了。我过一年算一年,现在还能跟你们谈话,也许明天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还有没有特别想完成的事情?


  李泽厚:老了,想做也没法做,我耽误了20年。我不希望痛苦地死掉,死还是要死的,我怕痛不怕死。我希望我死的时候,除家人以外,谁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泽厚:喜欢陶渊明的。


  人物周刊:从个人来说,您感觉什么时候比较幸福?


  李泽厚:当然有,但不能讲。人在身体和精神都感觉愉快时最幸福。


  人物周刊:性爱?


  李泽厚:性爱也有很多差异,做爱不仅仅是那一个时刻,还涉及两个人的关系。各人灵肉的比例——心灵比例有多大,生理比例有多大,恐怕有很大差异。有的纯粹是身体的满足,柏拉图那种纯粹精神上的满足我不大相信,但也可能有。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李泽厚:我说过我自我感觉不好。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应该说很侥幸了。


  人物周刊:据说您12岁就有过精神危机?


  李泽厚:当时想,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为什么?


  人物周刊:现在您想清楚为什么活着了吗?如果写墓志铭,您会怎么总结此生?


  李泽厚:有的人为名为利活,有的人为儿女活,有的人为国家民族活。我的意愿跟马克思差不多,为人类活,所以我有本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我不会有墓志铭。但我准备将来把脑袋留下来,冷冻,过300年,或者500年,再拿出来。这件事情我都向老婆孩子交待好了。在美国有很多人已经这么做了,有的人是想复活,我觉得复活是不可能的。我是想证明文化是不是影响了大脑,几百年后,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我的积淀理论。如果证明有影响(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

陈钟樑同志追悼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上海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市教委教研室原副主任、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陈钟樑先生送行。在此,我谨代表市教委教研室,对钟樑先生的离去表示深切的悼念,对钟樑先生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顺请节哀顺变!同时,向今天参加追悼会的所有领导、来宾和钟樑先生的亲朋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我相信,钟樑先生地下有知,也一定会为大家的到来感到欣慰!


    陈钟樑先生祖籍广东番禺,1937年9月15日生于上海,1959年大学毕业走上教育岗位,曾担任上海市光明中学语文教师,黄浦区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上海市光明中学副校长,市教委教研室教研员,教研室副主任。


    几十年来,钟樑先生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努力进取,以他崇高的职业精神和精湛的专业能力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他所在单位、他的同事、他的无数弟子、学生的高度评价。为此,钟樑先生于1981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人民教师,1994年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1998年,钟樑先生退休了,但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始终奔走于大江南北,沉浸于学校课堂。上课,评课,讲座,指导,撰文,著书,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硕果累累。为此,2010年,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直到前几天,古稀之年的钟樑先生,还在指导青年教师。


    我们常欣慰于钟樑先生的康健,敬重于钟樑先生的执着,钦佩于钟樑先生的渊博,感念于钟樑先生的乐观,我们以为,钟樑先生还将陪伴我们许久。然而,就在三天之前,钟樑先生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公元2011年1月5日上午10点25分与世长辞。他的家人痛失了一位好丈夫,一位好父亲,(一位好爷爷);我们痛失了一位好同事,一位好师长;我国语文教育界痛失了一位好老师,一位好战士!


    钟樑先生是一位求索者,他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又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与研究,因而,无论在实践探索还是理论建构上,他都有突出的贡献。


    钟樑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20世纪的中国,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20世纪初,从“文学型教育”转变为“文字——语言型教育”;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十多年,从“文字——语言型教育”转变为“语言——思维型教育”;他进而指出:“人们没有理由不期待着语文教育的第三次更为壮观的转变,转变为‘语言——人的发展’,以此设计语文教育的课程与教材、教法与学法、测试与评价等等方面,促使语文教育全方位的改革。”他的题为《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的文章虽然不长,但是闪烁着求索者耀眼的思想火花。


    钟樑先生是一位播种者。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用自己整个生命留下了一座师魂的无字碑。


    他用自己的心血作灯油,点亮过多少在蒙昧中摸索探路者的明灯;他用他那个并不伟岸的身躯作柱樑,为多少学生撑起了一方明净蔚蓝的天空。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作为教师还是教研员,始终不忘三尺讲台,不忘春风化雨,启迪心智;51年教师路,风雨兼程,培育桃李,他描绘了一段精彩人生。


    钟樑先生是一位引领者。他始终关心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成长。在青年教师眼中,他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是一位心静如水的老人,还是一位纯真俏皮的老顽童,他以他的睿智与博学,和蔼与低调,诙谐与真实,引领并陪伴着青年教师的成长与发展。


    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东方教育中心副主任、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华中师大、四川师大等多所院校客座教授、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研究员,众多的“头衔”正是人们对他作为引领者的认可与信任。


    “死者长已矣,托体同山阿。”我们相信,逝去的只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留下的将是一种不朽的精神。那就是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情系民族教育的需求、孜孜不倦求学上进的职业精神,是诚心待人、热情助人、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他既做授业的经师,又做处世的人师。正像人们常常感慨,我们没有办法把握生命的长度,但是,钟樑先生却用自己的努力增加了生命的厚度。


    安息吧,钟樑先生,愿一路走好!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2011年元月8日

评王国维墓志(转帖)

 


孙绍振先生文—— 


倾得王先霈教授来函曰:


     今有一事相求——本校出版社邀了一些人编一本《大学语文》,拟于七八月出书,叫我挂个名。  其中一半篇目“导读”,约请校外名家赐稿,俾使采用这本教材的学生得以多方受益。 在“立身处世”这个单元,选了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特请你写导读,三百字即可。敬希支持为盼。导读不拘一格,以你便于发挥为好,课程为非中文系学生全校开设。作品原文附上,导读请在本月15日之前发来,因即将发排。薄酬出版社收稿后当即奉上(请回信时附准确地址)。  又,倘若不中意这篇,则英语词典首创人约翰孙的一封信也附后,请两者选一。无论如何,请尽快赐告你的选择。敬候赐复!


                                                                     


附: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志,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情不可却,孙某乃为文如下:


 


     先生此碑铭,不过二百九十字。如泥于碑铭之规格吹求,则与其说其精致,毋宁说不无瑕疵,字句重复显而易见:“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於不足三百字之铭文中,竟占三十字,实属罕见。然而近一世纪来,无人作如此之挑剔,其因盖在再三强调,有类于司马迁释屈原《离骚》“一篇中三致意焉”。此文价值不在文字,而在境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概括不着痕迹,不求文采情采,用语朴素无华,而成格言,实乃人格与文格之双重升华,非难能可贵之足以形容。考其刊刻之初,未见惊叹,嗣后亦罕有称颂。而于近七十年后,上升为经典,实乃历史之庄严选择。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拒就学术显位,公然要求最高领导人手书承认拒学马列之权利,不计得失,不惧艰危者,乃为学术本当如是,故其神不见悍然,只见坦然,怡然,自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作最雄辩之注解尽在其中。不自由,死尚不惧,余者何惧之有?宠辱不惊,行藏自在,与当年学界泰斗乃至当今世俗之士以屈服取媚为荣之形态痛成反照,其为精神之神品,良有以也。


                                                                    2010-6-6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转帖)


引导语: 2009年3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和央视摄制组赴美国拍摄专题片《岩松看美国》,3月31日白岩松及摄制组从纽约驱车赶往耶鲁大学,白岩松向耶鲁师生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以自己出生的年份1968年作为开始,讲述了1968年、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五个年份的故事,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边远小城的绝望孩子,成长为见证无数重要时刻的新闻人,并以个人命运为线索折射了四十年中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白岩松的幽默向美国学生展现了中国人不一样的一面。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白岩松


 


    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笑)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众笑)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哄堂大笑)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领袖的一个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系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wxdgm特有的一种牛棚。因此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进牛奶吃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众笑)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众笑)1978年,十年之后。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只有二十万人的,你要知道,在中国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它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众笑) 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母亲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新的婚姻,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哥俩抚养大。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离苏联更近。(众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1978年的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今天你们知道,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年份该讲1988年了,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我们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的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众笑,鼓掌),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地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众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众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哄堂大笑)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但是,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地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都用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到家里头。这一年也就标志之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众笑) 


 


    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的总统。好,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我三十岁。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许多事情不仅要考虑我自己,还要考虑孩子及他们的未来。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那一年的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jzm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当克林顿总统即将离开中国在上海的时候,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这两场讲座居然都直播了”(笑),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而美国却受到了批评。(众笑)。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批评。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翻译,因此他翻译的那个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我们翻译的水准,(众大笑并鼓掌表示对现场翻译的感谢)。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众笑)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美国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的这句话,但是我说的另外一句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报道,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当然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我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2008这一年,这一年我四十岁。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注:耶鲁大学一直盛产总统,而出身哈佛大学的奥巴马终结了这一事实)。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甚至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为他当选总统之后,听说你们举行了游戏,甚至庆祝。在这个细节中让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超越。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要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待,我相信跟美国人和世界上一切善待生命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不说我都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虽然周围的人不会知道。(众笑)  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四十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的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众笑)。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众笑)。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 


 


    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大家会说)“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众大笑)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鼓掌,众大笑)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因此,你明白,这不是一个口号的宣传。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中国经历了这三十年,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奶奶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仅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在城市里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就像经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在中国,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家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的很多个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家庭也许就是这样。对么?(鼓掌)那么,在我们去观察中国的时候,也许你经常关注的是“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庞大的政治词汇,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众大笑)


 


    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哄堂大笑热烈鼓掌)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鼓掌)


 


    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我相信现场在座的很多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最真实的美国,用自己的耳朵去了解最真实的来自美国人内心的想法。无论再用什么样的文字也很难再改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因为这来自他们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 



   
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众笑,鼓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众笑)


 


    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大笑)


 


    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众笑)


 


    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笑)
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 “我有一个梦想”。


 


    好,谢谢各位!(鼓掌)


当风来临的时候(转帖)

 


当风来临的时候


房海


      打开电脑,当网页上显示的气温骤降的时候,我知道秋已经很深了。这里风很大,大得让人感觉是从五千年前吹来的一样。我有点儿措手不及,可以说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的同时,吹乱了我的心。


      我如一只失根的兰花,漂浮在空中,找不到落脚的地方。落脚时需要土地的,失去了土地,何处落脚。


      我如一只折翅的鹰,无力飞上苍穹,我只好趴在乱草丛里栖息,疗那受伤的翅膀,等待飞翔,而我却找不到疗伤的药。


      我如一头失群的狼,狂奔在无人的原野里,找不到半点儿充饥的食物,寒冷包裹着我的身,血都凝固了。由于饥饿,停下来就会死去,我只好奔跑。


      这该死的风。


      是这该死的风,让寒冷包裹我冰冷的心。


      是这该死的风,让青草枯死,让牛羊逃荒,让我找不到猎物。


      是这该死的风,让我的土壤化作黄沙飘向太空,一去不返。


      是这该死的风,吹落碎石砸伤我的翅膀。


      现在,风还未停,不肯停。


      我只好逐一拾起那些已经飘落的黄叶,如同拾起那些被震碎的梦。拼起来如同拼起凋零的生命。


      生命得以重新生长。


      我不怕被折断翅膀,我不怕饥寒。我只要证明雄鹰可以在长空翱翔,饿狼还可以长啸荒原。


      风,寒风吹吧!


      高处有雄鹰!


      远处有饿狼!


 


                               2009-10-29

种下一粒种子——钱理群教授中学开课记 (转帖)

 


                                种下一粒种子——钱理群教授中学开课记


王栋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名学者、语文教育专家,钱理群教授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克服巨大的困难,奋勇探索,为我国课程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母校语文教学的改革,多次回母校开设讲座,了解学生语文学习的情况。他既重视理论研究,也勇于探索实践,从北京大学退休后,他主动回母校开设“鲁迅作品选讲”选修课,精心编写教科书,制订教学计划,认真备课,教学中他注意听取学生和教师的意见。钱理群的实践给中学课改带来积极影响,意义深远。凡是听过钱理群先生教学的学生和老师,无不为他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而赞叹,无不为他的敬业精神和教学激情所感动。


种下一粒种子
——钱理群教授中学开课记


  有关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大附中开选修课的事,本不想多说,——我的想法,是时间隔得长一些,一件事反而能看得清晰,过早的评价,未必准确。但是《语文学习》杂志认为这件事值得一谈,催得又急,这里只能向读者介绍事情始末和我的一些想法。
  一
  从钱老师萌发设想到完成教学实验,有两年半的时间,知道内情的人不多。2001年9月,钱老师私下和我说起这一设想,当时说好暂不为外人道。几天后语文教研组邀请钱理群教授给学生讲鲁迅,当时预计听众是400多人,不料竟挤进了1000多人,讲台前的地上坐满了,有的同学坐上了窗台……那个场面可能让钱理群感到,到附中开选修课是有可能的。当时高中语文课标还在制订中,我们还不太了解加大选修比例的设计。2002年4月,钱老师要到附中开选修课的消息被上海《文汇报》披露后,引起社会关注,我们一时很被动,因为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准备。当年8月,钱老师从北大正式退休后,开始着手编写选修教材,设计教案。其间多次电话磋商,并几次把他的教学设想寄到附中,语文组又将其印发给每位教师,征求意见。教研组还派倪峰、周春梅两位年轻教师做他的助手,协助钱老师做一些编写工作。但是2003年春夏,举国受“非典”惊扰,钱老师被困在北京不能南来……夜长梦多,其间波折,一言难尽,好在事情终于做成,也就不必多说了。
  2004年3月11日,钱老师到达学校,做准备工作。3月16日,钱老师在附中讲台上给学生上第一节课,一切成为现实。第一次上课前,钱老师说“有点紧张,不知道学生能不能接受”;第二次课后,有不少学生围上来和他交谈;第三次课上,钱老师已经如鱼得水……半个月后,学生在校园里看到钱老师就像见到我们一样平静地道一声“老师好”;钱老师开学生座谈会,征求对教学的意见,学生和他“吹”到晚上10点,意犹未尽。4月16日,整整一个下午,钱老师指导担任助教的青年教师,谈下一轮教学必须注意的问题;晚上,又找我们交换意见,准备在学生中展开调查,准备评价总结。4月18日,讲完最后一课,学生交上一篇《我的鲁迅观》,选修班学生结业,然后,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办了一个“与鲁迅相遇”晚会。在近40天的时间里,钱老师以附中语文组教师的身份上课,和老师们朝夕相处。钱老师的工作精神,可以评上模范。
  课堂是平静的,外部的喧哗骚动也是意料之中的,教研组在进行这项实验时一直低调。之所以封锁消息,是考虑到当今舆论界炒作成风,什么事都可能被歪传,进而干扰教学。而此前就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和中学生谈鲁迅,认为高校教授到中学上课是“浪费”…… 许多冷言,我们早有耳闻,所幸这并非一件心血来潮的事,当事人也没有功利动机,否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真难说。
  钱理群老师设计这门选修课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考虑的只是中学生成长的需要。怀疑论者可能不了解钱老师,也不了解师大附中。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持怀疑态度,高校和中学之间真得划出那么一道鸿沟吗?对语文教学改革,从来都是批评者多,行动者少,我们早就习惯了。至于“浪费”一说,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是谁在浪费谁。我们中国,一些人对重大的人才浪费从来视而不见,或者让伯牙对牛弹琴,或者毫无道理地把一个人“挂”起来,而教授给中学生上课,立刻就有人认为“浪费”了。与教授做官、教授经商相比,教授到中学上课实在不应当成为新闻。教授在中学上课,旧时代有,现在也有,上海就有教授经常在中学开讲座。但是像钱理群在中学开设一门完整的、和自己的研究方向一致的普及型的选修课,的确是一次探索。
  浙江报纸登了有关此事的社会反响,有人认为钱老师到中学上课会影响学生的高考,对此我无话可说。前些年虽然校长们念“应试经”,却不敢不做“素质秀”;现在教育行政领导看到学校真搞素质教育,反而忧心升学率上不去。应试教育久批不臭,甚嚣尘上,比起五六年前,整个形势好像更严峻。——打个刺眼的比方:就像看见反动派扛着枪神气活现地站满大街小巷。而那些有理想的教师,日子好像过得不顺,如果想做些有价值的教学尝试,往往要秘密行动,无法明昭大号。素质教育喊破天,情况却越来越糟糕。有时候我会想起《茶馆》中松二爷的话,“……想起来,大清国是不好呀,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现时所谓的“教育政绩”等同于高考升学率,牺牲学生的未来,牺牲教师的智慧,在恶性竞争中把中国教育推入落后的境地。这种局面令人悲伤。当今教育界,可敬的是仍有一批有理想的教师,他们尽自己的所能,在应试教育的铁屋上砸洞。这时候能有援兵是最好的,为此,钱老师义无反顾,再作冯妇。不过,我相信,在学术界,钱老师的选择肯定不会是绝响。

  二
  钱理群的尝试意义何在?关于这门课的设计和教学,他已经做了阐述,我这里不赘述,只从中学语文教师的视角谈谈这次实验的必要性。
  首先是学生精神成长的需要。
  现在的学校好像只教考试,不教读书;或者说只教读书考试,不教思考。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除了课本,中学生从哪里汲取精神资源?他们对中国文化究竟了解多少?他们有没有自己的人文思考?……现状是令人担忧的。且不论学生,为数不少的教师(包括一些高校教授),人文素质也不高,具体到中学语文要不要讲鲁迅作品,不少人仍持怀疑态度。几乎一直有教师抱怨“鲁迅作品不好讲”,甚至有人公开主张将鲁迅作品从教科书中删除,这类消极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严重干扰了学生对鲁迅的理解。对此我实在无话可说。那些主张从教科书中“清除鲁迅作品”的教师,不知平素里有些什么样的行止,不知何以会如此憎恶鲁迅,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教的是什么样的语文。
  如果要开拓精神领域内丰富的教育资源,中学语文课能不讲鲁迅的作品吗?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原点”,其母语教育都非常重视本民族的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惠特曼,在英国、西班牙、法国、俄罗斯美国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成为精神文化的原点人物。可是这些似乎无须争论的问题在中国却总会有混乱的认识。中国有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和曹雪芹,他们的著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直有人主张不学古文。鲁迅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重要的人物,如果语文教学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读读《孔乙己》、《故乡》和《藤野先生》等,而不引导学生注意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意义,那是一种浪费。曾有韩国教授悲叹韩国没有出现鲁迅那样的人物,让我想到有文学大师而不知重视的民族才是可悲的。让学生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认识经典的作用,学习从经典作品中汲取精神滋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同时我认为这应当是青少年的正常需求,那些自认为不需要经典的人,他在实质上必然落伍于时代,也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分析中国社会几代人所受的教育,我特别感到,中学教育需要基础人文精神的支撑。钱老师的尝试,也应当从人文学术普及的意义上去认识,这或许是更有价值的命题。目前社会究竟给青少年教育注入了什么样的主流意识?应试教育也许可以缓解当前的矛盾,可是它将会给中国的明天留下一批什么样的人,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德国非常重视科学,日本最重视教育,可是想一想,在20世纪,这两个国家作出了什么样的令人类永志不忘的“贡献”呢?如果不重视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谁能保证明天的社会有真善美?
  所以,虽然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些提法可能还有待商榷,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个高远一些的目标,需要有点追求,需要有建设意识,需要不懈的努力。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请学者教授到中学开选修课,让他们为学生打开几扇窗户,让学生直接接触学术前沿,和有创见学者教授面对面交流,有利于学生思想素质和探究能力的全面提高。
  其次是课程改革的需要。
  新课程标准中,选修课占的比重大,类别多,语文学科五个选修系列课程,多数是中学目前未曾尝试的,仅靠中学教师来建设,难度很大(师大附中选修课开了22年,好多门课至今没有教材)。中学选修课建设可以借鉴高校的成功经验。我认为当务之急,一是通过名师的教学示范把高校选修课教学经验介绍到中学,一是尽快地为中学培养选修课师资。因而从这个层面看,钱老师在师大附中的实践可谓一石二鸟。
  高校教师到中学任教,可以解决部分教师进修问题。中学开设选修课势在必行,然而以目前中学现有教师的状况,可能难以实施。即便在一流名校,低水平的应试教育导致教师业务素养大幅度下降,教师由于知识背景和学术背景的限制,完成选修课教学是有困难的。教师提高教学修养的任务迫在眉睫,而把成批的教师送往高校进修又不太现实。钱老师在师大附中的实践为教师进修提供了新的模式。这次附中有一批青年教师自始至终旁听了钱老师的课,并多次和钱老师在一起平等交流,不但学习选修课教学法,也向钱老师请教鲁迅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钱老师一一悉心指导。钱老师把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未曾公开的),在交流中无保留地直接传授给青年教师。通过和钱老师对话,语文教学中一些观念性问题也变得明晰了。如,什么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两性统一”,如何在教学中落实,钱老师的见解简明扼要。他坚决反对把工具性和人文性对立起来,在具体教学中,他非常注意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总是充分利用文本的阅读,从语文入手,引导学生了解作品的人文价值,——用他的话说,“工具性和人文性应当是一张皮,并非不相干的两张皮”,不但教科书编写要这样,教学也应当这样贯彻。
  我们一直在探索语文课改的途径。和高校合作建设选修课程是语文课改的新思路,这项工作需要志同道合的高校教师参与。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些学校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形式作了尝试。需要说明的是,教授给中学生上课并非一件容易事,不是每位教授都有进入中学课堂资格的。和多数高校教师相比,钱理群在中学上课有一种优势:他多年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熟悉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对语文教学改革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他有18年中专校语文教学经验,这也是他能迅速与学生取得沟通,展开对话交流的基础。
  新课标,新课程,新课堂,新语文……这些年,我也在憧憬:未来的语文课堂是什么样的?语文教学改革需要注入新的理念,需要有新的思路,但是我们清楚:没有救世主来为我们描绘蓝图;有的事,如果我们不做,可能就没有人去做了。

  三
  这次教学实践,有不少遗憾。
  在应试教育已经成了气候的情况下,做这样一次尝试,代价可想而知。这也是筹划过程中我们预料到的。早几年,我们做这类尝试并不太吃力,现在不得不费口舌,磨时间。但是一些教师明白:国家投资办所谓“重点中学”,就是要让我们走在前面探路的,如果重点中学怕踩地雷,贪生怕死,只愿意和人家比升学率,那是最没有出息的。名校教学要有“实验性”,就必须蹈险犯难,勇于实践。
  本次选修班由高一高二学生组成,高一每班2 人,高二每班3人,旁听学生中,高二居多。学校为保证钱老师准时开课,调整了校本选修课的安排,准许一部分学生重选。但是各科头绪夹缠,干扰不可能没有。各学科频繁的测验造成部分学生缺课。选修课每周三次,周二和周四两个年级常有学科测验,等测验结束,一些学生已经没有精力来上课了。学生迟到也成了常事,钱老师常常很早就到选修教室,和我们一同等待,有时甚至倒过来安慰我们别着急。虽然采用了“选做作业”的方式,但是一些学生由于学习负担重,无法准时完成作业,也有些同学作业质量不高。由于在学期中途开课,课时安排密度大,每周三次共8课时(周二、周四下午两课时,周六下午4课时),不能像学校常规选修课那样从容,学生对上一讲内容往往来不及消化,下一讲的内容又压下来了。加之课前预习不足,学生来自28个教学班,平时的交流不够,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本当对鲁迅有一定的了解,有较好的阅读基础和积累,虽然语文教师在报名的学生中作了挑选,但是学生整体素质较前几届已经下降。应试教育造成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读文学经典。学生的阅读领域狭窄,阅读量过小,影响了授课效果。此前语文组邀请学者和教授来校讲课,也常常担心曲高和寡;学生孤陋寡闻,没有“资本”和教授们对话,问出的问题不是低幼化就是大而不当,难得有几个见多识广的学生如鹤立鸡群,讲座便像是为少数人开的。钱老师对这些情况虽然有所估计,但是对大面积学生的作业和对话质量不是很满意。
  功利教育下长成的学生,常常是一副无所畏惧的神态,我见了是有点寒心的。钱老师是理想主义者,他永远充满激情,可贵的是他行动时充满理智。按说我也忝列理想主义者,可是因为身处其境,就没有他那样多的梦想。我甚至想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许不过是亡羊补牢,或者说,辛苦耕耘,不过是为种下一粒种子,至于它能不能结果,甚至它能不能发芽,我们能不能看得见,那就不是我们所能预期的了。

漫说梁启超(转贴)

得有前人说过,在晚清时期,梁启超(1873-1929)的地位其实有些特别。在启蒙民众思想的作用上,梁启超承前启后,毫无疑问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要说起他的学术建树,更像百科全书,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造诣,足以让后人眼花缭乱。不过,他有一个比较值得玩味的特征就是他研究旁人的东西很多,自我原创的则较少。如果要把他同康有为相比,思想领域的标志性意义似乎还有所不及。
    另一方面,梁启超算一个近乎天才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在旧时代足以称得上传奇了。即便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皇家科学院请求德国最具声望的汉学家之一的卫礼贤(Richard Wihelm 1873-1930)推荐几位颇有成就的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梁启超也名列榜首。
    从生活的时代看,梁启超经历晚清到民国,不单是跨越新旧,思想演变也挺复杂。例如很多人熟悉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入侵的1900年,当时26岁。从这篇文章看,他延续了戊戌时的一股激愤之情。一年之后的12月梁启超写出了《李鸿章传》(当时李鸿章刚死还不到两个月),该书评价了李鸿章一生,并且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梁启超认为,“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早年“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他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这本书之所以特别,归根结底在于梁启超学贯中西,识见犀利。如今近百年过去了,对李鸿章研究的著作林林总总,但论见识,仍然要推梁启超这本传记名列前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领袖来接待,而梁启超那会儿才不过27岁。
    可是,从复杂的近代史考量,尽管康梁革新本来有进步意义,不过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最终是一个万分尴尬的失误。一方面皇权已经有被架空的危险,另一方面皇帝本人对维新党人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嫌疑(可见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对变法前后的分析,尤其探讨光绪皇帝的态度)。变法失败后没过多久,梁启超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原因何在一直是疑案。很多人觉得梁启超后来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他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

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反观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继续推崇孔孟儒教的举动,梁启超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他从流亡日本起就与孙中山来往,民国以后更参与督导袁世凯维护共和,似乎真的变成了革命党人,但真的是如此吗?我倒觉得梁启超一生都没有放弃“改良”的思想,因为从年轻时候起,他追随康有为不光是受到学术影响,包括了政治思想,梁启超一生都为了使中国可以变法图强。尤其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值得注意,若是袁世凯不背叛共和宪政思想,梁启超其实愿意支持袁世凯,为他的政府效力,可结果并不如梁启超所愿,这个当年出卖“戊戌君子”的嫌疑人,最终让他第二次被忽悠。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改良”社会,主要是依赖他出色的文字。按理说梁启超的文学功底是一流的,可他一直不算有自己的原创思想,他没有康有为《大同书》和谭嗣同《仁学》那样震聋发聩的著作。他只能为其他人的主张充当鼓吹,即便在文学领域他也并没有扛鼎之作。论激进,康有为言行也一直比梁启超突出。所以,回过头审视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的关系,从风格上也可以看得出两个人骨子里并不同步。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弟子却写出《李鸿章传》,也能看出他的内心要比康有为复杂得多。民国以后的梁启超扮演着倾向革命党的民主人士,其实


他更多的是中庸色彩。尤其在康有为违背历史潮流,为帝制复辟奔走的时候。尽管梁启超在讨伐复辟时拿老师开刀,导致康有为恨之入骨,曾当着很多人大骂“梁贼”。可梁启超依然心系师门,在康有为去世时,是梁启超带头主持身后,而且披麻戴孝痛哭失声,率清华国学研究院众弟子在法源寺开吊了三天。每当有人行礼,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的。


 


漫说梁启超


 


梁启超的书法也是晚清时期的一大名家



    梁启超的博学一直令后人景仰,古今中外的知识在他胸中包罗万象。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对历史的思考尤为深刻。即便其他方面蜻蜓点水,单凭历史学家的地位,梁启超也足以名垂史册了。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所谓“变官制”就是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就是实行立宪。面对中国长期皇权无限的传统,梁启超从理论上重新阐述了“君权”与“民权”的关系。他认识到在政治制度背后还有一种更广的文化依据,体现在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还在1902年2月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发表了约11万字的《新民说》,这一系列文章连载了四年之久。
    关于梁启超的著作,一套煌煌巨制的《饮冰室合集》共有148卷,多达1000余万字。对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学史、中外文化留下了巨大的价值。早年撰写过《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发动了清末之际的“史学革命”。欧游归来后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包括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清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东西交流史”等等方面。先后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


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著作。感觉他和胡适蛮相似,甚至在政治生涯上也都同样期望“改良”,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五四运动后进入二十年代,作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步入晚年的梁启超,他作为“资产阶级”一份子曾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他说“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他承认“资产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生”,会有“可憎可恶之畸形发展”。但“从一方面观察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已经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当然“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极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若细细揣摩,有可能他承认最终目的仍是社会主义,但至少当时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不多见。


 


漫说梁启超


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全套12册,和集外文上中下三本,可算梁启超学富五车的明证了



    作为一代启蒙者,梁启超在今天值得后人思索的地方还是较开阔的国际视野,也许,这正是他比康有为开明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经历和影响决定了他的历史走向。梁启超风风雨雨中走过56个春秋,应付过各种场面。在为人处事上他始终本色,每当有人提起那个“变法死人从我开始”的谭嗣同,他会泪流满面。比自己年轻几岁的同事王国维自沉时,梁启超正因手术失败在天津养病,一听见噩耗,他就不顾家人劝阻赶往北京协助王家办理善后……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时候,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他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这身价可比当时对孙中山的要高出一倍!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还无法同梁启超相比。尽管梁启超已经和康有为的分歧很大。但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的恩情没有公开站在革命党人一边。
  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梁思成为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永为著名考古学家比较为人所知,其实,其他的子女也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梁启超这一家人都是人才,可算是家学渊源,非同凡响。例如思顺为长女是诗词学家,因为梁启超的古典诗词就很出色,在晚清时期要算是代表人物;思庄为图书馆专家,梁启超也做过图书馆馆长,而这家图书馆还是后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思达为经济学家,思懿为社会活动家,思宁长大后投奔革命,后来加入新四军,小儿子思礼为著名的火箭系统专家。


只有思忠当了革命军,在很早就牺牲了。


    所以,在教育子女成才上,梁启超几乎也是做足了一百分,很多人难以相提并论,即便又过了近一百年,为人父母育人成才,依然是一个很古老又很时尚的难题。今天的人手段啊科技啊媒介啊再号称怎么先进,教育后人未必比得上过去。如同学习知识,论他再发达的技术,也不能取代读书这个古老的途径,只有一本书一本书的啃(电子书什么书都一样),所以古人才说书山有路勤为径……而能够如梁启超一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又能栽培出众多有才学的儿女的人,怎不让后人佩服呢!

情何以堪,学术达人都是官(转帖)


情何以堪,学术达人都是官


(2011-01-07 07:46:35)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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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


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