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何以堪,学术达人都是官(转帖)


情何以堪,学术达人都是官


(2011-01-07 07:46:35)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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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


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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